​南京沦陷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南京沦陷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是我国第五个法定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来自地狱的恶鬼们将这座六朝古都化为了尸山血池。

作为中国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作为人类，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这桩在人类历史上极端骇人听闻的暴行。

南京当地有句古老的谚语：“紫金山焚则金陵灭。”

12月12日，紫金山的山坡上从一端到另一端全都陷于一片火海之中。

12月13日上午晚些时候，所有进入南京城的主要入口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其中包括西南方向的中华门，南面的光华门，以及东面的中山门。

当日本士兵登上城墙顶部时，引起他们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眼前的一切都与他们的期望太不相同了。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但相反的是城墙旁边的地区全是一块一块的农地，看上去就是一片乡村景象。引起日本人注意的第二件事是完全见不到人。

日军士兵小心翼翼地向他们刚刚攻克的城市前进，手上端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随时准备射击。然而，能听见的枪声很少。日军第23联队的一个士兵，脱离了他的小组，警惕地慢慢穿过无人的街道，当他在一个转角拐弯时，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中国士兵。他们沉默着彼此盯着对方，然后慢慢地向后倒退，直到他们都到达一个拐角。然后他们各自跳到一边，彼此都看不见了。

几个星期以来，日军士兵一直在担心死亡和伤害，一旦危险减弱了，他们又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第23联队的另一个士兵被命令守在市中心附近的一个路障旁，要求所有经过的车辆停车接受检查。很快，一辆民用汽车驶过来了。这个士兵站在路中间，用他的步枪指着它，汽车放慢了速度。这个士兵站到一旁，准备搜查这辆车，这时司机突然加速，转眼车子就不见了。令他遗憾的是，这个日本士兵在车轮驶过的一刹那看到了一名中国高级军官的徽章。

在中山门附近享用了一顿热餐的士兵平本渥，同他的部队一起也进入了南京城，他们来到一栋外表像办公楼的建筑物前。这里原来是外交部。门口站着两个严厉的身着制服的中国警卫。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得像个巨人，似乎要伸手去拔他的佩枪，这时一个日本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顶在他的胸口上。这个中国人放弃了他可能考虑过的任何抵抗。

在外交部的一个大院子里，有人曾仓促地在这里烧过文件，多年积累下来的机密材料都被化为灰烬。这里再也不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总部，它已经变成了一所临时医院。死者和伤者在车道上肩并肩躺着，房间里面的地板上也都挤满了受伤的士兵，有些濒临死亡，瘦骨嶙峋，没有水喝。一辆手推车上堆着一大团胡乱缠着布条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体。一双伸出的脚在抽搐着，表明这个人还没断气。

对南京大多数平民来说，与这座城市新来的统治者的初次会面是平静无事的。从潮水般地涌进城墙到进入南京市的城区，日本人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直到正午时分，南京居民才看到第一批日本人，6~12人一组，行进在城里南部的街道上。最初，许多人遇到征服者时还松了一口气，并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公平对待。他们的希望受到了日本飞机的鼓舞，这些飞机往城里散发了传单，向居民保证会得到人道待遇。

明妮·魏特琳与占领军的第一次遭遇是一个可能来偷食物的小偷。一个日本士兵进入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家禽实验场。“他来了，因为听见鹅叫声他才来的。”62岁的程瑞芳老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魏特琳被召唤到现场，借助于手势，告诉他这些家禽不供出售，之后他就离开了。“碰巧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魏特琳如此写道。

《魏特琳日记》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

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日)，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919年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务主任。她的日记中记载了日军从轰炸南京、进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到全过程。。魏特琳的日记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到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到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在这里竭力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但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让她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

12月13日是南京沦陷的日子，但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仍然充斥着疯狂地寻找逃脱出路的中国士兵。许多人渴望摆脱他们的军服，乞求还留在城里的居民给换一身便衣。一大群数百名士兵拥挤在南京南部的几条著名街道上，南京的裁缝店主要都集中在这里。现成的便服卖得像“煎饼”一样火。大街上到处散落着丢弃的军服和装备。沿着去下关的路上，全是一堆堆遗弃的军服和装备。司机们开车要特别小心，不能压到衣服堆上，生怕可能会撞上手榴弹而引发爆炸。

令人担忧的是，在安全区内也有成堆的军服，这会使人怀疑有大量士兵也在那里寻求避难。安全区管理人员最大的恐惧是中国士兵会全副武装地进入，因为这几乎肯定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拉贝和他的同事在12月13日花了大半天时间，坐在一辆汽车上沿安全区外的街道巡逻，鼓励他们所见到的士兵放下武器。

《拉贝日记》

作者: 【德】拉贝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年: 2015-8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西门子洋行代理人，南京安全区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一手组建起 “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他所记录的《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曾经多次写信给希特勒。南京大屠杀过后，拉贝在战时的德国发表了多次演说，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向希特勒递交了记录暴行的胶片。他被人们称呼为“洋菩萨”，是“中国的辛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被先后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1950年拉贝逝世。

下午，他们与另一辆由金陵大学教授查尔斯·里格斯驾驶的外国人拥有的汽车一道，带领一群解除了武装的士兵穿过一些道路到安全区内金陵大学法学院去。“他们拥抱那辆车！”拉贝的同伴之一、美国教师刘易斯·斯迈思写道。他们发现这群士兵中仍然有人携带着武器，于是便说服他们解除武装。这个场面被一个骑着马靠近他们的中国军官打断了。他不同意眼前见到的做法，便拿着一支卡宾枪向空中开火。有一个外国人上前夺下了他的枪。

解除中国士兵武装的努力后来成了许多当年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挥之不去的噩梦。“我告诉他们日本人会宽恕他们性命的，这是多么愚蠢啊！”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Fitch）写道，他也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我们从未想到过，我们竟然会看到在现代世界上无人能及的这种残暴和野蛮。”

随着中国军事领导层的崩溃，小股中国士兵在试图寻找办法从南京撤离时只能完全依靠自己。这天早些时候，负责一个防空高炮连的年轻军官沈咸接到了一道简单的命令：“炸毁高射炮，率领弟兄到浦口集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自从在上海打仗以来，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这些高射炮。当沈咸把炮筒炸毁时，眼泪忍不住从他的眼眶里往下流。

沈咸的士兵人数超过三十，他们准备登上原先用于牵引高射炮的车辆，希望能够通过挹江门去下关的码头。但他们还没有走多远就中了日军的埋伏，一个排长和八个士兵被杀害了。接着他们只能靠步行继续前进，此时他们的装备也减到了最低程度。除每个军官都有一支毛瑟手枪外，士兵们只有两支卡宾枪。他们的目的是设法到达长江的岸边，一路上要尽量避免碰到敌人。

就在他们艰难地穿过一条条街道时，他们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剩下的人断定他们只能靠自己来碰运气。到下午时，剩下的官兵已经不足二十人了。当他们几乎快要到达长江边时，一个中国平民拦住了他们，报告说有六个日本士兵正在杀害附近的平民。他们立刻绕道前往相救。一阵短暂、猛烈的交火之后，所有的日本人都被击毙了，但沈咸的士兵也阵亡了两个。他们的出手确实救了不少中国人的生命，但也造成了相当大的耽搁。到傍晚时，他们还是没有到达长江边。

美国海军亚洲舰队的军官们在12月12日至13日之间的那个夜间深深担心着“班乃岛”号的命运。12月12日下午1点35分，这艘炮艇上的无线电在发送一篇电文中间停止了传送。所有随后的通过无线电联系这艘船的努力都未成功。接着日本人轰炸了停泊在长江芜湖港口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船，其中包括一周前已被日军轰炸过的皇家海军 “瓢虫”号。这更加加深了他们对“班乃岛”号的担忧。

有关美国海军“班乃岛”号的船员和乘客的消息是在12月13日早晨才为外部世界所知晓的，当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了圣公会传教士哈里·B.泰勒家里。泰勒是弗吉尼亚人，他和家人住在安庆市，距南京150英里。电话另一端是美国驻华使馆二秘乔治·艾切森。艾切森之前已经在“班乃岛”号船上，他此时打电话通知泰勒“班乃岛”号被炸，而且有伤亡。艾切森之所以打电话给泰勒，是因为传教士是中国乡村中唯一可以通过电话联系到的人。几个小时后，美国海军“瓦胡岛”号，“班乃岛”号的姊妹船，就已经在前往攻击事件发生地的路上了。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里·E.雅内尔上将对日本袭击的报道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取消了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巡洋舰离开上海前往马尼拉的行程。“美国海军舰只留在中国水域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只要有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将一直留在这里。”上将如此声明道。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封电报中表明他对此事件“深感震惊”，这封电报他坚持要直接交给天皇裕仁。

日本官员们立即表示道歉——大量的道歉。12月13日下午，日本海军大臣发表了一篇文告，表达了他对“这次不幸事件的真诚遗憾”。同日晚些时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把这次袭击描述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为之动容的外交大臣广田弘毅亲自造访了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我无法告诉你我们对此的感觉有多么糟糕。”他对美国使节说道。

日本战地指挥官则远远谈不上有什么懊悔。他们的炮火还瞄准过南京以外长江上的皇家海军“金龟子”号和皇家海军“蟋蟀”号，当时在芜湖的高级军官桥本京郎大佐接到投诉，指出这几艘舰艇都悬挂着英国国旗，他立即回答说：“我不认识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旗，除了我自己国家的旗帜之外。”他还被指控给他的部队下达命令，向长江上所有船只射击，“不论国籍”。

美国海军“班乃岛”号的沉没在美国报纸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这起事件更加拉近了美国公众和中国抗战的距离，任何先前的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一事件也成为美国参议院长时间辩论的主题，尽管它也被孤立主义者抓住作为可能使美国在海外牵扯上不必要的承诺的一个小事件的例子。一位作者指出：“可能从来没有哪一项战争罪比攻击‘班乃岛’号更加详细地记录在案。”

在要求手下军官共同签署一封表示支持撤退决定的决议文件之后，第87师的陈颐鼎旅长开始率领他的部队在12月13日黎明前撤离光华门附近的地区。

在前往下关的路上，他数次停下来探望属下几十个受了伤的士兵，伤兵们被安置在设于一个古老墓地的一所临时医院内。他们因伤势太重无法参加撤退，陈颐鼎对他们说了几句好意鼓励的话之后，不得不离开他们。他不可能知道，仅仅几天之后他们就全都死了，被日本人杀死在他们的病床上。

陈颐鼎到达下关时，时间已近中午，等待着他的却只有坏消息。他们的师长带着参谋长在前一天下午就已经渡过了长江。此时，他只能依靠自己。面对着江边的一片混乱，不需要多长时间他就明白在那里他完全无能为力。他决定沿着江边走下去，希望能为他和他的士兵找个地方躲几天，然后再找条路离开交战地带。下午3点多，他们到达了燕子矶，这是一处风景名胜，以其直入长江的陡峭悬崖而闻名。

陈颐鼎注意到，他身后有大量士兵追随着他，超过了3000人，而且不再是只有自己部队的士兵。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穿的是将军军服，尽管战争变幻莫测，但他的军装仍然十分洁净，使他更具有权威的风度。不管怎样，他觉得有担负起领导他们的责任。陈颐鼎决定让他们先在悬崖的阴影下休息，并派出一部分战士去山上警戒。他们还没有休息多长时间，突然就爆发出一阵枪声，很明显，警戒部队与进攻的日军打起来了。很快，来自其他部队的士兵就朝四面八方逃散了。原来这就是我的权力范围呀，陈颐鼎无奈地想道。

形势日益严峻。日本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击败抵抗力量，并消灭江边的中国士兵。陈颐鼎不想当俘虏，就准备掏出手枪，这时他的两个卫士把他拽到江里，扶他爬上一块准备用来横渡长江的原始木筏。其他人也跳上这块木筏，结果木筏很快就开始下沉。在这最后一刻，漂来了一艘小船，由一个男人控制着，上面还有一辆自行车。“我们有个旅长在这里！”有些士兵大声叫喊道。船上的那人欣然把自行车掀入水中，把陈颐鼎拉上了船。与那一天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命运不同的是，他终于到达了长江的另一边。

陈颐鼎很幸运，因为日本人很快就会把他们从在上海开始的进攻中所形成的恶名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有些人比别人更早一点就认识到这个可怕的事实。12月13日下午，数百名中国士兵出现在安全区的北端。负责管理安全区的委员会说，他们帮不了这些士兵。委员会试图宽慰他们，说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并承诺不再打仗，日本人很可能会给予他们“仁慈的对待”。这显然是太乐观了。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军队闯进了安全区，拖出了200名中国男子，大多是士兵，押到城外残忍地枪杀了。

同样是在12月13日，日本士兵开始沿着长江江岸上下巡逻，朝江中漂向下游的任何人和任何物体射击。他们的伙伴站在江中的海军舰艇上，朝他们喝彩，每次子弹打中了一个漂在水中的无助的受害者时，他们就会鼓掌欢呼。连平民也难以幸免。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拉贝在南京市中心转了一圈，他看到每隔100或200码就有死去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背部都有弹孔。

当夜幕降临到12月13日的南京城上空时，整个城市“没有灯，没有水，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明妮·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随着日本军队有效地控制了南京城，有三个危险不再像以前那样迫在眉睫，趁乱打劫的士兵的危险——这也许是她所认为的——以及空袭的危险和炮击的危险。

“但是，”她不安地补充道，“第四个危险仍然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打了胜仗的军队手中。”

本文节选自

《南京1937：血战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