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大放异彩的法家、兵家、纵横家各自都有什么思想观点？

战国时代大放异彩的法家、兵家、纵横家各自都有什么思想观点？

百家争鸣大致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以孔子、墨子为代表，这时候的思想还有很多理想主义色彩，并不为执政者所接受。而到了战国时期，则是商鞅，吴起，孙膑、苏秦，李斯等法家、兵家、纵横家的舞台，更强调实用性和功利性，因而得以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得以实行。

战国七雄

法家

先秦法家思想主要有法、术、势和教四个方面。依照侧重点不同，法家可划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摒弃礼乐和道德教化，一切断于法；齐法家主张法教兼重，主张礼、法兼容。秦晋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是战国变法的主要人物，其中李悝、吴起、商鞅以“法”为主，申不害以“术”为主。

法就是赏罚奖惩的制度，主要目的是发掘民力和加强集权。李悝变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尽地利之教”，就是削夺贵族的封地分给平民，从无偿占有变成合理的税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精耕细作，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土地。吴起变法重点打击贵族。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贵族已传三代若无军功的就收回爵禄，将收回的爵禄拿来奖励军功，提高将士的作战积极性。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奖励耕战，是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的升级版。除了授民于田和奖励军功，商鞅变法推行了更为广泛和具体的措施激发民力。比如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按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计算军功大小的方法简单粗暴，以斩首计。一仗下来，活着的秦军腰间都挂着一串敌军脑袋，数一下脑袋就行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爱国主义，士兵上了战场就是想活命，而秦军奋力厮杀却是为了爵位。这就好比敌军是绵羊，而秦军是虎狼。绵羊奋力一搏只是为了逃脱虎口，而虎狼拼命杀戮是为了吃上肥美的羊肉。在起跑线上，秦军就已把别国军队远远甩在身后。

开发民力的最终目的是集权于中央，而集权的基础就是依法治国。让民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法律的执行力，民众才会遵法守法，国家才能通过法律凝聚民力。吴起变法时，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商鞅的办法与之类似，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金（当时的“金”为铜）。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两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两金。百姓闻之，皆信服。后来太子触犯新法，商鞅就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贵族们再不敢触犯新法了，变法得以贯彻执行。

商鞅立木为信

申不害在韩昭侯时任相，与商鞅几乎同时变法，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力道不同。商鞅以法为尊，为扫清变法障碍连太子都敢得罪。而申不害主张以术治国，法也只不过是术的一种手段。

术就是权术，分为阳术与阴术。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称“阳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称“阴术”，通俗地说就是玩心眼。申不害早年学习道家黄老之学，主张君主无为，但大臣必须要有为。他认为臣连接君与民，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要驾驭好群臣。阳术是摆在明面上的，各个官员如何选拔，都有什么职责，做到什么样的政绩才能升迁，违犯了哪些规定会受到处罚。当这些法令规范制定好以后，作为国君就不要越俎代庖了，让大臣去办就行了。即臣皆有为之臣，君可无为之君。

阴术虽然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是申不害着重强调的，是变法的核心。阳术是把有才能的人选出来做官了，可有才能的人往往也有野心。中国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除了被君主咔嚓的，剩下的基本上都篡位夺权了，像郭子仪那样功高不震主，君臣一团和气的绝对是凤毛麟角。就算是臣子没有篡位野心，臣子之间也难免勾心斗角，影响朝政。对付这些问题就要靠君主的阴术了。

阴术就是君主暗中观察，洞悉臣子的方方面面，同时又不能让臣子发现，通过暗中了解到的情况清除奸佞之徒，及时处理臣子间的矛盾，防止臣子相争，贻误国政的情况，同时也要适当的利用这些矛盾让群臣相互牵制，始终保持大权在君王手里，时不时的对群臣敲打敲打，显示君王的权威。

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过分强调术，没有相应法治制约，那么臣下也可以运用权术来应付君主，相当考验君王的经验和智商。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其代表人物为荀子和慎到。荀子是由儒入法的思想家，主张内儒外法，法、教兼重。慎到在齐宣王时任稷下先生，专攻“黄老之术”，是由道入法的思想家。道家讲无为而治，慎到认为法治的运行也应当是自然而然的，维持法律自行运转的东西叫做“势”。

“势”是指君主的立法和执法权力，也就是权势。而权势来源于臣民的拥戴，如果臣民都不尊君了，士兵不保护王宫，反而在宫里大肆劫掠，臣子也不把君王当回事了，各顾各的欺君罔上，贪赃枉法。老百姓不把君王当回事了，就没人上交税赋，有什么争执也不依王法裁决，自己动手抄家伙解决。国家也就全乱套了，因而尊君使君王有权势是法治的前提，而尊君的前提是君王要做出守法的表率。从君王到平民各自尽职守法，天下也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相比于法治，术治与儒家的仁政同属于人治。君王可以纠正法治中机械僵化，不近人情的部分以笼络人心。但这也会成为君主徇私纵欲的诱因，极为考验君主的政治智慧。若是没有法治的引导规范，想让大多数材质一般的君主通过人治治理好国家比登天还难。“势”着重于自然性，去除了法家的功利和儒家的有为，既不为功名利禄，也不为贤名远播，只是如同天地万物一样和谐自然。

各方比较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势”太过于理想主义，因而未能在战国时代得以推行，“术”满足了君王大权独揽的欲望，因而可以得到一定的推行，但很难维持下去。“法”就很合当时实用功利主义的胃口，而且比“术”更有利于维持变法成果，因而得以大面积推行。

兵家

兵家最具代表性人物，也是出道最早的孙武。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作为兵家鼻祖，孙武最大的贡献不是以三万吴师攻灭楚国，而是完整地构建了中国兵学体系。

孙武

兵学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门如何排兵布阵的学问，实则不然，《孙子兵法》十三篇第一篇《始计篇》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为将者当筹算于庙堂，即作为一个军事家不能只考虑怎么打仗立功，更要考虑为什么打？能不能打？在开战之前要慎之又慎，必须要对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风俗文化、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与比较，然后才能得做出决定。

第二篇《作战篇》讲的不是作战，还是战争前的准备和筹划，强调的还是慎战。第三篇《谋攻篇》提出了“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观点。即作战能用智谋就不要用武力，用武力只能解决战场上的胜负。而在战场之外，真正引爆战争的问题若不解决，即使百战百胜也无济于事。只有在战争之外把根本问题解决，使敌人输得心服口服加手服才是将帅之道。

在这三篇里，谋的是如何治国服敌，是兵法中最基本，也是最精深之处。两国交锋第一战不在战场而在于朝堂。一个国家政治清明则民心可用，民心可用则不可战胜。所以最好的军事家从来不用披挂上阵，敌人不敢来犯，四方皆来归服。

中间三篇《军行篇》、《兵势篇》、《虚实篇》谋的是如何制胜破敌，是兵法中最重要之处。不出鞘的利剑与烧火棍无异。国家再强大，政治再清明、民心再可用，不使出两下子，别国还就不服你。只有在战略态势上始终握有主动权，占据绝对优势，才能强势碾压敌方，使其俯首请降。

《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为后七篇，讲具体战术，谋的是如何应战克敌，是最精彩之处，毕竟战场上精彩的战术对决总是让人印象深刻。一个国家再战略上占据优势后，如果敌国无视战略威慑，执意发动战争。这个时候就需要具体战术真刀真枪地干了。

总体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占据了战略优势，即使在战术上连丢几局，依然不会受太大影响。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神机妙算，收拾司马懿跟玩似的。但就因为国力不济，加之道路不畅，患上了严重的缺粮病。司马懿抓住了这个把柄，坚守不出，用魏国殷实的国力硬生生地拖垮了诸葛亮。所以战术对决尽管精彩，但对战略态势影响不大。故而孙武将战术放在了最后。

《孙子兵法》体现了兵学的三种境界：收拢民心、发展国力，此为谋国；利用雄厚的国力，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多方面作战略布局，使自己占据战略优势，此为谋胜；以奇兵妙计决胜于两军之间，此为谋战。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共同组成了东方兵学体系。

除孙武外，兵家代表人物还有田穰苴、吴起、孙膑等人，其军事思想分别体现在《司马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中。三者无一例外的都提出了慎战思想，都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这与《孙子兵法》所表达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一思想也被后世中华兵家继承发展。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如影随形的两大主旋律，和则以政治手段决高下，战则以军事武力定输赢。没有永远的和平，也没有永远的战争。和平时期的矛盾能引发战争，战争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又能促进和平局面的形成。二者之间在对立的过程中不断的相互转化。同理，兵家与政治家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孙武、吴起等人的兵学思想就是这一关系的最佳体现。

一个合格的兵家不仅是一个精于作战的战术家，还要是一个通晓内政外交的战略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发动战争是为国而战，而不是为战而战。在这一方面，二战时的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材。当政治反被军事压制，国家就失去了对战争的控制力。军国主义如同一条失控的疯狗，到处乱咬。不再是以战止战，而是以战养战，为战而战。不但给邻国造成深重的灾难，也把自己推入崩溃的边缘和罪恶的深渊。只讲战术不讲战略，就如同一个手艺精湛的木匠拿着一块朽烂的木头做家具，即使手艺再好，也是枉然。二战日本从一开始就走在了失败的路上。

纵横家

纵横家是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的时代产物，代表作为《鬼谷子》，又名《捭阖策》。据传是由鬼谷先生后学者根据先生言论整理而成，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主要讲的是攻守谋略的理论。纵横家的思想深受老子道家的影响，在其纵横裨阖中力求“变动阴阳”，从而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

纵横家崇尚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他们注重揣摩游说对象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或拉拢或分化，事无定主，说无定辞，一切从现实的政治要求出发。纵横家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事事有其妙。在游说过程中，当先观其反应，见机行事，察其对己之关系，是同是非，若同则继续，若非则当补遗误，而后以飞箝（qián）之术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探其实情，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看其同异，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

合纵连横

纵横家在战国时期的社会舞台上非常活跃，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其风头甚至于盖过了能富国强兵的法家和兵家。究其原因，不外乎一个利字。

法家和兵家费好大的劲变法强国才收到国富兵强的疗效，而纵横家靠借力打力，在诸侯国中游刃有余，几乎空手套白狼就为各自君主获得利益。拿今天的社会做比较，法家与兵家就是踏踏实实搞实业的，而纵横家就是搞金融投机的。办工厂，搞实业投资大，来钱慢。哪有买股票，炒房地产赚的畅快。所以大家都跑去搞金融投机，而真正的强国之本——实体经济却无人问津，美国就是这么衰落的。

时间回到战国时代，有一批君主与今天许多热衷于金融投机的人一样，不注重强根固本，却对投机取巧寄予厚望。在这方面，关东六锅的灭亡与美国的衰落如出一辙。但如果以此就否定纵横家也是不对的，如同金融投机有着加速社会财富流动和促进经济繁荣的积极一面，纵横之术还是有很大用处的。但在纵横捭阖的同时，务必保持清醒，扎实的国力才是我们最强大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