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共同富裕？也许这里有启发

聊聊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共同富裕？也许这里有启发

前几天我抽空去了解了一下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感觉挺有意思的。

中国古代的农业税从春秋鲁国推行 “初税亩” 开始，一直到清朝雍正推行 “摊丁入亩” 为止，前前后后共经历了 2300 多年的演变。但不管怎么演变，古代农业税基本分为两类：

一是以田地为征税标准的土地税，比如按照田亩面积、产出进行抽成。

一是以人丁或户为征税标准的人头税，比如不管你收成如何，财力多少，每个人或者每一户每年都要征收固定数目的实物税或货币税。

除此以外，还有徭役、工商税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土地税和人头税两种，古代税收的一个最重要的演变特点就是这两种税收占比的此消彼长——土地税的占比越来越高，人头税的占比越来越低。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更公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二是更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长久。

事实上，从鲁国最开始引入 “初税亩” 开始，就只是个土地税。反而从秦朝开始，除了土地税以外，还引入了人头税。从此以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土地税和人头税都是同时征收的。

但是人头税有一个重大的弊端，对于地少和没地的人负担很重。因为人头税的特点是不考虑你收成多少、财产多少，反正只要你是个人，每年都得向国家交那么多的税。

而封建地主也有一个特点——非常喜欢囤地。比如如果遇到个什么灾年，完全依赖土地的底层农民没有产出，家里又要养几口人，国家还要征税，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这个时候地主跑过来跟他说，把你的地卖给我，你拿着卖地的钱去养媳妇养娃，给国家交税的钱也有了，以后每年你就在我家的地里帮我打粮食，我分一点给你，你看看我对你好吧！这时候走投无路的农民基本就没有选择了，只得把地卖给了地主。

于是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富人的地越囤越多，越来越富，穷人的地越耕越少，越来越穷。但是即便如此，失去土地的农民照样要交人头税；而变富的地主仍然只需要交以前一样的税，或增加的税远远比不上土地增加得到的收入。

你可能说，地主的地不是增加了么，按理他们的土地税应该交更多了啊。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是既然是食利阶层，这种事情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法宝——瞒地。对，就是隐瞒自己的真实土地和收成，甚至隐瞒家里的人口数量，这些对于食利阶层基本不是什么难事。

比如《三国志》中记载曹魏颁布税法时就提到：“……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朝廷督促地方官要严格清查，不要让 “强民” 隐瞒地产，而让 “弱民” 承担所有税收。这说明，在古代 “强民” 隐瞒地产是富人的避税成例。

于是，破产的农民交不起税，变富的地主又偷税漏税，国家的整体财政收入就会越来越少，于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往往就开始了。大家去看看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时机的到来，基本上都会伴随着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国家财政锐减的问题。

为什么古代这么依赖人头税？因为按照土地征税在很长一段时间困难太大，一方面地主擅长瞒地，一方面为了防止瞒地，需要经常丈量全国土地，这本身也很耗时费力，而且地主一定千方百计阻挠。但地容易藏，人却跑不掉，古代的保甲制度把每一个人都约束在政府的行政管束之内，所以按人头收税从来都是最容易的。我在讲南北朝历史的时候，提到过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部集权史，为什么封建王朝集权很重要，光要取消人头税这一条，没有强力的皇权来限制地主竭泽而渔的行为，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人头税演变到最后，农民亏了，皇权亏了，国家亏了，只有地主赚了。这个过程里农民没有话语权，只能一直忍，忍到最后忍无可忍，最终引发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效应，洗牌重玩；而皇帝是有话语权的，一方面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一方面也有家天下的责任感，所以皇权为了避免洗牌，会在王朝中后期产生推动税制改革的动力，如唐朝 “两税法”、明朝 “一条鞭法”、清朝 “摊丁入亩” 等。这些税制改革细节虽然因时代不同而各有差异，但都朝着一个总方向演变——逐步取消人头税，代之以财产税性质的土地税。

是的，土地税其实本质是财产税。这样，征税就以纳税人的财产多少作为依据了。富人财产多，纳税就多，穷人财产少，纳税就少，这样既能让农民有喘息之机，确保其劳动积极性，又能维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

讲到这里，我想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如果说，生产力是全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那么生产关系就是分配财富的规则。也即是说，生产力负责做蛋糕，生产关系负责分蛋糕。

很显然，在农业社会，农民作为直接的劳动者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存在，而税收制度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人头税演变到最后，大大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现。所以生产关系需要一次次进行变革，甚至要一次次进入其变革的最高形式——农民起义，才能再一次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 “摊丁入亩” 彻底终结了人头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潜能发挥到极致——人口大爆发。康熙说了一句 “盛世新增人口永不加赋”，然后雍正以 “摊丁入亩” 的形式落实了这条父训。此后，农民生育欲望强烈，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 3 个亿，总人口达到 4 亿，这是封建社会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盛况。所以近代以来，中国才有了四万万同胞的叫法。

中国古代税收制度的演变，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蛋糕分得好不好，直接决定最重要的生产力——人发展得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关注分配制度这种最重要的生产关系。

最近聊得火热的话题——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说到底，就是我们国家在研究如何让生产关系（三次分配）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而三次分配中尤其应该重点关注税收改革。在三次分配的第三次分配中，一些有识之士提到了不能过分依赖富人和高收入群体的道德意识，而是要重点关注对富人的税收落地。说到了点子上，但还没说透。

从人性的角度讲，单纯地依赖富人的道德习惯进行第三次分配的确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可以参考欧美的做法，完善直接税、遗产税等财产税，富人为了避免高昂的财产税，都会选择进行捐赠和慈善，国家因此可以减免富人的财产税。这样实际上是以税收激励第三次分配落地，说白了，对于富人，既要让他们担负起应有的回馈责任，又要避免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形成了 “税收-慈善-税收减免” 这样一种博弈平衡。其实大家要意识到，市场经济下的生产力不光只有普通劳动者，富人为代表的企业家也是。

所以，我们关注直接税改革是不错，但是直接税的目标除了保证其本身落地以外，还有一项重要职能——激励第三次分配的落地。不是说道德习惯没有强制约束力吗？那行，我们用 “税收-慈善-税收减免” 形成互惠性激励，代替简单的行政约束，但具有部分行政约束的效果。因为我们暂时还需要富人的鲶鱼效应，我们不能因为担心鲶鱼变鲨鱼，就直接把鲶鱼杀了，而是要养着它又防着它。

从历史经验来看，税制改革是一项需要不断进行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中国封建社会用两千年的时间才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善的税收制度，既要让国家满意，也要让农民满意，还要让地主满意。新时代我们要走向共同富裕，不管用什么样的分配制度，都要依靠科学的税收制度来进行保证，从而实现：

既要让国家满意，也要让工农满意，还要让富人满意。

只有这样，接下来才会：

既能让富人有生产积极性，也能让工农有生产积极性，最终让全社会都有生产积极性。

共同富裕，共同满意，共同生产。

全文完。如果大家喜欢，就请关注 “小舍Pro” 吧^_^